低调了几个月的美国副总统万斯，批评起了美国的盟友以色列。美媒报道称，周五万斯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一次气氛紧张的通话。万斯批评称，内塔尼亚胡对伊朗战争做出了过于乐观的预测。 有美国官员附和了这一说法，称：“战前，内塔尼亚胡确实向（特朗普）总统极力吹嘘说这很容易，声称政权更迭的可能性远高于实际情况。” 让万斯感到恼火的，还有以色列对“自己工作的破坏”。他可能在潜在的和平谈判中，担任主导角色之一。但是，以色列却正对伊朗进行狂轰乱炸，完全不在乎美国想怎么“TACO”。 裂痕不止于美国和以色列，更在美国内部。早前，特朗普说，自己开战后便与万斯存在“哲学上的小分歧”，这话说得轻描淡写，但万斯乃至MAGA帝国，却是坚决反对美国的海外干涉。这场战争，让MAGA运动面临史无前例的意识形态与政治路线决裂。 周二，他透露，万斯、鲁比奥、维特科夫及其女婿库什纳，将共同参与任何谈判。一个孤立主义者，一个强硬鹰派，还有“极度亲以”的密友和亲属。这些人的身份与立场之矛盾感，也足见特朗普外交风格的混乱，没人知道他的目标是什么。 特朗普未必需要赢得这场战争，但必须维持“自己在赢”的感觉。一旦现实不再配合他的意愿，他就只能通过更激进、更即兴的行动来维持这种叙事——而这，可能才是世界真正需要警惕的开始。 离任后不久，他便出现在美国MAGA意见领袖塔克·卡尔森的节目中，公开质疑这场针对伊朗的战争。他直言，美国并未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却仍被卷入冲突，并将这一决策归因于来自以色列及其在美影响力的压力。 乔·肯特不是“深层政府”的异见者，而是这一体系曾经推举出来的人。他是特种部队出身，参与过多次海外作战，在中东服役二十年，其妻子在叙利亚袭击中身亡。这样的经历，使他在MAGA眼中不仅是荣誉军人，更是曾为国家付出过真实代价的爱国者。 退役后，他进入中情局从事准军事行动，随后投身政坛，成为“美国优先”路线的坚定支持者。也正因此，他的转向才具有象征性和破坏性。 在社交媒体上，不少支持者选择相信他，甚至将他的发言视为某种更接近真实的表达。乔·肯特也顺势在接下来的演讲中，将他反对战争归因为“良知”，强调不愿再将年轻士兵送上战场。 在3月18日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全球威胁听证会上，以反对“无休止战争”著称的加巴德表示，伊朗的铀浓缩计划已在此前的军事打击中被“彻底摧毁”，此后未见重建迹象。这一判断，与当前以“防止伊朗发展核武器”为由发动军事行动的理由之间，形成了明显张力。 但即便如此，加巴德在公开表态中仍试图保持一种平衡。在听证会上，她避免对特朗普的决定作出直接评价，而是强调，总统有权判断何为“迫在眉睫的威胁”，并据此采取行动。在肯特辞职后，她也未正面回应其指控，而是重申这一原则。 3月26日，MAGA最大的集会——保守派政治行动会议CPAC在得克萨斯州拉开帷幕。过去曾在这里宣布要“驱逐好战分子”的特朗普，首次缺席了。不仅如此，特朗普家族其他成员也没有出现。相反，他们成了当初要打倒的好战分子。粉丝们痛心，屠龙者终成了恶龙。 在这里，氛围格外微妙。作为近年来MAGA反干涉主义者的平台， CPAC的组织者们正竭力让支持者们继续追随白宫的步伐。年长者对特朗普的决策抱有100%的信任，并试图为战争辩护，称“不想被轰炸”的预防性打击，本身就是“美国优先”的体现。但年轻一代的幻灭感和焦虑始终挥之不去。19岁的年轻共和党代表直截了当地称这场战争是“彻头彻尾的失败”，完全背离了特朗普“不发动新战争”的竞选承诺。其他年轻学生也公开质疑，认为美国不应卷入中东泥潭，而应优先解决国内的通货膨胀和高油价问题。 与往年意见领袖们口径一致地支持特朗普不同，今年的嘉宾充斥着矛盾的声音。有人赞扬特朗普保护以色列免受核威胁，有人提出严厉批评。 “对伊朗发动地面入侵将使我国更加贫穷、更加不安全，”前佛罗里达州众议员马特·盖茨向人群发出警告，“这将导致汽油价格上涨、食品价格上涨，而且我不确定我们最终消灭的恐怖分子是否会比我们在伊朗制造的还要多。” 离开特朗普的乔·肯特，把重心转向了舆论场。从塔克·卡尔森、梅根·凯利，到萨加尔·恩杰蒂和肖恩·瑞安，他几乎出现在所有热门保守派播客上。 与此同时，他也在主动放大声量。3月23日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他表示，希望让特朗普听到来自MAGA阵营内部对伊朗战争的反对声音。这是一项有意推动的努力，试图动员这一政治基础，对当前政策形成反向压力。他甚至表达愿意跨党派合作，将反对长期战争视为“跨界议题”。 尽管不少人吐槽“美国优先”正变成“以色列优先”，但多项民调显示，MAGA基本盘的支持依然相对稳固。即便存在一定程度的流失，其幅度也较为有限。即便肯特等人，真的唤起“来自内部的反对”，也不会把MAGA群体推向民主党。 更耐人寻味的是，最初动员这些支持者的政治承诺——减少海外介入、回归国内——正在不断被政策现实拉伸。威胁格陵兰、掳走委内瑞拉领导人、围绕伊朗的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紧张局势以及能源价格波动，都让“回归国内”承诺显得模糊。 共和党内部在舆论和评论层面的撕裂与混战，可以被视作这一缺口的外在表现。争论的焦点不再只是具体政策，而是围绕谁能重新定义“美国优先”的含义。媒体人物和政治评论者正试图占据这一解释空间，但至今尚未形成能够替代特朗普的核心。 这一结构很快将在中期选举中接受检验。决定结果的，不是MAGA基本盘，而是摇摆选民。在众议院席位优势本就极为有限的背景下，Polymarket最新预测显示，参议院亦有望翻盘。 如今，批评战争的媒体，被特朗普骂成“假新闻”，甚至威胁吊销执照；国土安全部停摆五周，特朗普警告ICE特工将被派往机场安检，民主党执政城市感到压力；美联储未按他意图降息，他也不会手软；他也可能会想法设法威胁干预中期选举。 从2021年国会骚乱，到2024年重返白宫，他一次次证明，政治中的许多“常识”在他身上并不成立。他可以把危机转化为动员，把失败重新讲述为胜利。 从一开始，这场行动在他的设想中，是一次可控打击：目标有限、节奏短促、几天内就能宣布成果，并迅速回到国内议程。这种对“速战速决”的预期，本身就是决策的前提。 伊朗没有迅速失去还手能力。它展现出一种韧性：在持续承压下保持低强度却连续的反击节奏。路透社指出，伊朗战前拥有中东最大规模弹道导弹库存之一，同时具备每月约万架无人机的产能，部分设施可快速转产。冲突呈现出明显的消耗战特征。 伊朗的韧性也不只源自战术装备的厚度，而是在一种根深蒂固的战略文化中扎根。这个曾经建立波斯帝国的文明，从来不会把外来压力当作偶发事件：在国家叙事里，独立自主就是生存的底线。这种心态不是抽象的民族主义，而是几代政策制定者和社会记忆交织出的“别指望别人来决定我们的命运”的信条。 分析人士指出，伊朗的对外战略长期围绕着规避外部控制、维护政权安全和增强自身力量展开，这些目标被写入决策者的直觉之中。 因此，在这场冲突里，伊朗选择对抗的动力，比许多分析预设的更持久、更有耐心。对普通民众而言，这不仅是一次军事对抗，而是一场关于国家权利与尊严的长久斗争。 同时，对于特朗普来说，围绕自己掌控力建构的叙事也被频繁打断。特朗普宣称美伊“非常良好且富有成效的对话”，伊朗方面立即否认，市场随之剧烈波动，短暂上涨又回落。 时间被拉长，成本被抬高，撤退代价不断增加。问题不再只是如何胜利，而是如何在不承认失败下结束冲突。内部约束失效，特朗普缺乏制衡；外部现实，尤其是伊朗韧性，将战争拖回不可迅速收束的状态。以色列强调行动仍在推进，也压缩了快速降温的空间。 他所依赖的，是一个强者可以压平一切的世界观。但在这里，这套逻辑失效了。他面对的不是可以被威慑、被操控的对手，而是一种无法被加速、也无法被终结的耐力。 在这种循环里，危险不再来自一个强大的特朗普，而来自一个正在被现实削弱、却无法承认这一点的特朗普。他唯一能抓住的，只是“仍在掌控”的幻觉——而每一次自以为胜利的瞬间，都可能引发更大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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