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做游戏一样。”每天早上六点，赵慧芳会准时出现在手机直播间里打卡、做笔记、领红包，一直忙到晚上。起初女儿没有太在意，直到家里突然囤了好几箱保健品胶囊，才开始觉察不对劲。 这是一款主要成分为益生菌的保健品，旗下有相当多门店近十年来因夸大宣传被各地市场监督管理局处罚。进入互联网时代以来，其宣传方式变得更加隐秘，先是悄悄地占领了老年人的手机，进而是他们的钱包。 赵慧芳似乎看不到外面的世界，她被一些有年龄门槛的微信群、不能往外分享的故事音频、养生私域直播所共同构建的信息茧房困住了。这些保健品销售等时机成熟，就开始向她兜售产品。 和赵慧芳一样被困住的老人还有很多，从一个群到另一个群、从一个讲座到另一个讲座。和孤独的线下生活相比，手机里的世界似乎让他们感觉充实、快乐。他们并不觉得自己被骗，为了买保健品和家人展开漫长拉锯。 比医生开药更可信的，似乎是一种白色胶囊，她特别嘱咐女儿从家里拿到医院来。这款胶囊是由吉林天三奇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三奇”）生产的天三奇长乐胶囊，是一款主要成分为益生菌的保健品。 长乐胶囊是赵慧芳的宝贝。盒子是三角形，金闪闪的，底部产品说明书上写着保健功能：“调节肠道菌群”。但赵慧芳深信，这款胶囊有更多的疗效。比如术后止痛，一次六颗，吃完她就告诉女儿，“这一天都舒服。” 女儿对此很无奈。她不让母亲买药，赵慧芳反而更加珍惜——“每一粒都不能浪费”，只有身上痛得很厉害了，赵慧芳才舍得摸盒子出来吃。 看到小孙子打喷嚏，发烧，赵慧芳劝女儿不要“动不动就上医院”。一次，趁女儿不注意，她把胶囊拆开放到了小孙子的饭里。女儿不许她喂，她反而不高兴，“医院的抗生素把你们体内的有益菌都杀死了。” 一次直播中，一位头衔是“国家级公共营养师；十大杰出青年健康管理专家；资深养生专家”的人给大家介绍养生知识。视频连线了一位72岁阿姨，她声称吃了“天三奇”的产品后皮肤病、心脏病、高血压都有所好转。但儿子不让她吃，她停了三个月后又偷偷捡起来吃。不过她经常头痛，不知为何，求教“专家”。 “专家”告诉阿姨，调整脾胃可打通血液循环，恢复身体代谢功能。因此只有长期服用天三奇长乐胶囊，才能达到生态平衡。她劝阿姨只要继续吃，加量吃，经常性头疼就会减弱。 这场直播还夹杂着数次抽奖和红包雨环节。两个多小时里，评论区刷屏从未间断。一些红包需要答题才能拿到，赵慧芳告诉女儿，一天下来能赚到十几元，又学会了知识，还占到了便宜。 抱着同样心态的还有62岁的北京人贾庆娟，起初她也是被抢红包所吸引，但渐渐地，她认真听起了讲座，她说自己很“好学”，笔记记了整整一本。 一个月后，她买了十盒天三奇长乐胶囊。吃完后她感觉肠胃确实好多了。和赵慧芳一样，她也偷偷给胃不舒服的6岁孙子服用。 有一次，她吃坏了肚子，家人把她送到医院，检查花了400多元。她想的是，还不如买一盒长乐胶囊。“主要是没这条件，有条件的话，所有产品都想买来。”头顶是儿子装的摄像头，她压低声音说。 北京某三甲医院消化内科的一位医生告诉新京报记者，长乐胶囊的主要成分是益生菌，只有调节肠道菌群的功能。诸如赵慧芳所感受到的，吃完以后骨折部位不疼了，可能是心理作用，或者是该产品添加了不在配料表里的止疼类药物（如糖皮质激素）。 另一位广州市人民医院消化内科副主任补充说，由于肠胃是消化系统，作为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在调节了以后，身体的其他系统可能也会感觉比较舒服，但益生菌不能治疗疾病，更不可能抗癌。 至于宣传中提及的“中医说的阳气就是微量营养素，益生菌可以调和阴阳平衡”，广州市增城区中医医院儿科副主任周益玉告诉记者，这是“牵强附会”，益生菌是西医概念，和中医理论不同。中医的阳气包括的范围很广，指的是身体的各个脏器，益生菌最多只能调节脾阳，至于调节阴阳平衡，没有相关药理研究可以支撑。 赵慧芳的女儿后来才琢磨出来，母亲似乎陷入了一个“陷阱”，对方扔出“发红包、送东西”的“诱饵”后，赵慧芳就进入了一个信息茧房，“他们看不到外面的东西。”女儿说。 跟赵慧芳一样“痴迷”这类产品的还有很多老人，他们有的是跟着小区其他老人一起去门店领鸡蛋，有的是在店门口躲雨被拉进店免费体验，也有的直接被熟人拉进群里领红包……之后，他们殊途同归地被拉进同一个微信群。 这个微信群是有门槛的。最开始新京报记者用一个顶着动漫头像的号添加了群主，遭到婉拒，“群满了。”然而在更换了老年女性的头像后很快就进群了，群里有300多号人。群主发来语音，“阿姨，您有任何问题随时联系我哦（一个爱心表情）”。 群里每天都会发送天三奇创始人的人生故事，每集大概四五十分钟。听完后，答两道与故事有关的题，会弹出一个不超过一块钱的红包。如果不会领红包，可以私信群主问教程。拉人进群听故事答题也能领红包，拉一人可得1.98元。 贾庆娟也在这个群里，她说，刚开始是为了红包听故事的，“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但渐渐地，她被这个故事吸引了，对其中提到的产品也深信不疑。 故事里还提到，一些患者吃了天三奇产品病情奇迹般治愈。他们有类风湿、糖尿病、肠胃病、心脑血管疾病等老年多发疾病，以及大脑缺氧、头疼头晕、失眠多梦、神经衰弱等不适症状，其中提到“癌症”154次，“瘫痪”38次。 从未买过保健品的山东潍坊人秦小莲听了故事之后，也吵着让女儿买长乐胶囊。她把故事发给妹妹，妹妹也“入坑”了，还说要借钱给她。 购买产品后，秦小莲成为会员，被拉进一个30多人的小群。在那里每天会发健康讲座链接，听满30分钟并答题同样可以领红包。题目基本围绕着产品提到的功效，比如问益生菌、维生素对人体有什么好处。 上述链接关联的小程序上有300多期健康科普类讲座。每集四五十分钟，单个播放量基本在10万以上。但这是一个私域链接，进入之后需要关联群组才可点开，且不能分享给其他人。 消费品打假博主松哥告诉新京报记者，这是一种日复一日的洗脑，反复听故事听课，如此长时间建立起来的信任很难被一些打假视频和其他负面信息摧毁。 他曾探访天三奇线下门店并举报至市场监督管理局，把整个过程拍下后他发了一期视频，许多老人子女通过视频找到他，但他从未接触过有老人找上来说自己“被骗”了。 不少宣传手段也是拙劣的，在私下宣传中，销售多次提到长乐胶囊之所以做成三角形包装盒，是因为金字塔等结构可以调节和利用宇宙波能量，如果把它顶在头上当帽子可以吸收宇宙能量。 据《北京晚报》2013年报道，国家药监局称，6种保健食品广告宣传的保健功能超出了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准的内容，并含有不科学地表示功效的断言和保证等内容，严重欺骗和误导消费者。其中之一就是长乐胶囊。此后，各地市场监管部门的处罚至今从未间断。 贾庆娟除了做饭、带孩子，几乎所有时间都花在线上听课。她进了许多类似的群，群里卖什么品牌的保健品，直播讲什么内容，销售是哪位，她如数家珍。 2025年贾庆娟认识了一个叫“小马”的保健品销售，信任很快就建立起来，她觉得小马蛮好的，会关心她的身体状况。小马把她拉进了A群听讲座，后来又把她拉到了B群，两个群卖的保健品不一样，但她都被“种草”了。至于怎么认识小马，她隐约记得也是在某个保健品群里加上的。添加她的微信不需要好友验证，她几乎来者不拒。 这些群的“套路”也如出一辙，听讲座－答题－领红包。讲座视频是私域链接，无法分享。其中一个链接点击后跳转了3次，经过两次微信风险提示和手动授权之后才进入画面。视频无法快进，必须老实听完才能答题领红包。 这些真假难辨的“医生”也串联起了其他的保健品网络。一次，贾庆娟去小区附近一家门店做免费艾灸，在门店的电视机上播放着一位从另一个群里认识的“老师”的讲座，她又因此格外信任起了那个艾灸店，买了好几包茶。 70多岁的老人张进生也混迹在好几个群里，他是新京报记者探访的老人中唯一自称没有“被骗”的。相反，他利用了群里的“套路”——只领红包不买东西。许多销售拒绝他入群。他还发现，头几天群里给的红包是挺“诱人”的七八毛，但后来就变成三四毛了。 他认为那些所谓的“知识”很多是假的，之所以让人相信打的是一个信息差。揭穿假话也很容易，只需要动动手指查一查。一次他听“老师”说保健品中有一款药材产自西藏，他一搜发现西藏根本就没有，“这不是瞎说吗？” 曹贤才是中国老年学与老年医学学会老年心理分会委员，他告诉新京报记者，在互联网社会里，老年人媒介素养普遍较低，缺乏信息分辨和认知能力。信息茧房相当于一个信息偏误的世界，老年人和直播间讲师是学生与老师的关系，他们相信和崇拜讲师，听不见反对和质疑的声音。 清华大学教授蒋俏蕾认为，上述问题与老年人的媒介素养和思维惯性有关，他们成长于传统媒体时代，习惯了报纸广播电视有专业人士把关，内容是权威的、可信的，但是如今网络平台上的内容良莠不齐、信源参差，但还有不少老年人不了解其中的差异，也很难自行甄别核实。 秦小莲从前是农民，没有退休金，听小区里边老太太说保健品店有鸡蛋免费领，也就跟着天天去。渐渐地，领鸡蛋变成了听课，秦小莲女儿观察到，母亲每天早晨都要跟两个老太太一块去听课，一天跑好几个场子，上午去两个地方，下午再去两三个地方，“比咱上班还忙。” 新京报记者探访了两家位于北京的保健品门店，门店内大多是老年人。在其中一家门店，坐在沙发上的老人眼睛被纱布包着，用保鲜膜绑在两边太阳穴处。有店员介绍，他们敷的是益生菌粉，可以明目。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魏万青告诉新京报记者，许多离开老家、跟着子女搬来城市的老人都面临社会接触面有限的问题，原有的社会网断裂了，身边新认识的老人可能也都是探讨养生知识，介绍保健品产品的，他们会互相影响，也把线上的信息茧房带到了线下。 他们有许多相似的地方，60岁往上，来自农村，和子女住在城市，手里没有多少积蓄。他们的微信名大多是“健康是福”“羊羊奶奶”“家和万事兴”。 贾庆娟高中毕业后去了服装厂，后来为了孩子到了北京城里。一边当月嫂给孩子挣学费，一边照顾家里的老人。2008年罹患宫颈癌后她四处求医，在此过程中迷上了气功，她坦陈这些年被骗过很多次。 在城市生活，贾庆娟始终不大习惯。隔三岔五总要回农村家里看看，地里种了油菜、小白菜、白薯，还能和老邻居们聊聊天。但她没法安心在农村待着，她会想到北京的家里还有好多活没做，也不能耽误带孙子。儿子儿媳总比她忙吧，她不能走太久。 看到母亲用养老金买保健品，儿子会数落她，贾庆娟也懒得和孩子争辩，干脆偷着吃，先把包装盒拆了，再找个透明塑料罐把胶囊装上塞被窝。吃的时候，她会小心地避开儿子安装的摄像头。群里的聊天记录她也阅后即删。 她不指望孩子能理解自己。儿子晚上9点多才到家，辅导完孩子还有一摊事要处理。贾庆娟也很少和孩子说自己的事，之前为了老家装修的事腰酸背疼，儿子似乎视而不见，“孩子毕竟是孩子，永远不能理解你。” 为了买保健品和家人展开漫长拉锯的老人很多。秦小莲没有积蓄，老伴也不给她买。她没有闹，而是暗下决心要找个活干，自己赚钱自己买，“一下买个十盒，别人管不着。”她怕说出去别人笑话，谁也没告诉。还有一位老人告诉新京报记者，他甚至有一次吞了安眠药逼得女儿最终妥协了。 “老年人只相信老年人，不相信孩子，你多大岁数的孩子不也是孩子吗？”张进生如此理解两代人的隔阂，隔阂的一方面是对治病的态度，“每个年龄都有自己相信的东西。” 他认为观念差异在于人生阶段，年轻人不能理解老年人对死亡的恐惧，他年轻的时候经历过地震，也干过危险的装卸工，但那时候都不知道害怕，可如今上了年纪，越老越怕死了。 这些老人的子女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大多数对父母的执拗表示愤慨——“执迷不悟”“他们看着你，就像看贼似的”，继而是不理解——“买衣服、吃的喝的都省得要死，怎么会花那么多钱买这些。” “你们可能想说，年轻人陪伴和关心太少。”一位子女提到难处，自己也很忙，没有办法全天陪着老人，更无法拦住那些想要偷走老人钱包的人。他们只好一边在社交平台上发声、报警求助，另一边和老人“对抗”，但收效甚微，“又是哭啊闹啊，不愿意的。”一位子女说。 一位强烈要求退款的子女告诉新京报记者，他发现58岁的母亲购买了长乐胶囊后，拨打了市民热线。几日后，母亲购买产品所在门店的监管单位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解决方案，可以协商退款。但母亲不配合退款，也把手机里的相关内容删了。找不到违法证据，最后只好作罢。 曹贤才建议，子女可以尝试帮助老年人打破信息茧房。比如在手机上关注一些权威的健康科普号、给他们报老年大学课，帮助他们培养媒介素养、弥补信息偏差。 他提到，子女和老年人进行沟通的时候不要急于指出“骗局”，应该先共情，看到老年人对健康的需求。在此之上，可以设置一些规则，比如规定每个月只能花一千块在保健品上，超过了和子女商量。这样既给到了老年人自主感，又在一定程度上让他们保持了理性。 魏万青也认为，应当“抓大放小”，对一些确实有危害的、可能造成严重后果的保健品，可以禁止老年人购买。除此以外，应当宽容地对待这件事，“就像小孩买玩具一样，对死亡恐惧的老年人也需要一个情绪出口，一个安慰剂。” 新京报记者访问的几个子女中，只有赵慧芳的女儿最终放弃了和母亲的“拉扯”，通过这些事，她真正“认识”了自己的母亲。数年前，母亲跟着她来到上海，平日很少出门，她有时会想，母亲也许把自己当作这座城市的陌生人。 她注意到母亲的退休生活似乎也称不上“享受”。往下有孙子要照顾，往上还有年迈多病的父母，母亲也没有什么爱好，唯独对养生的痴迷在日复一日地加深。 她曾和一个干过保健品销售的同事讨论过，对方认为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们的结论是，销售能提供的情绪和实际支持，有时超越了他们这些在大城市忙碌的儿女们。 这些销售会嘘寒问暖，会在直播间唱歌跳舞哄他们高兴。也会满足老人们线下的实际需求，假如突然要去什么地方，或者卖的东西提不动了，“叫一下，人家就跑过来帮她了。”女儿记得同事说，“买保健品到底图什么，妈妈心里明白着呢。” 蒋俏蕾认为，有相当比例的老年人其实心里清楚，他们并不完全是在为保健品付费，而是在为自己被陪伴和被关注付费。“他们也知道那些年轻销售有考核压力，帮助他们完成业绩，相当于投桃报李。” 去年父亲去世，赵慧芳的女儿曾担心一度担心母亲走不出来。但看到她马上有了手头要忙的事——看保健品的直播、做笔记，“这种忙碌的状态让她不悲伤，也不无聊”，女儿甚至感到一丝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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