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伊战争已进入第二周。刚刚过去的一周，战火外溢、油价飙升、国际贸易受阻，以及包括儿童在内的无辜者死伤，各路分析人士在战前所做的这些预言都一一应验。 但一个更危险的苗头被淹没在了海量的信息和分析中，那就是特朗普把伊朗作为塑造美国霸权新模式的实验样本，取得了初步成功。这种“成功”，对于世界来说更危险。 所谓的“成功”，不在战场上，而是政治上。3月4日、5日，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先后否决了一项议案。该议案的核心内容，是要求特朗普在对伊朗采取进一步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参议院的投票结果是47票赞成、53票反对，众议院的投票结果为212票赞成、219票反对。 这个投票结果的后果在于，美国宪法框架不仅未能约束特朗普随意发动战争的行为，还在助长其继续军事冒险。为了说明这个道理，需要做一下简要的背景回顾。 根据美国宪法，总统是三军统帅，但宣战权属于国会。美国建国者们刻意把战争权力分拆，意在防止单一领导人轻易发动对外战争，把美国拖入战争泥潭。但冷战期间，美国总统总能以“紧急威胁”或“国家安全”为由，通过宣称对外开展“operation”（军事行动）而非“war”（发动战争）的方式，不寻求国会授权而发起对外军事打击，事实上架空这一“权力制衡”。 这种“架空”在越南战争这事上撞上了南墙，惨烈的战争打了好几年竟然没有“宣战”。1973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战争权力决议》，主要内容有三点，即军事行动48小时内必须告知国会，军事行动不得超过60天（另给予30天撤军时间），国会可以通过决议要求结束军事行动。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法案是美国历史上罕见的、遭总统否决后又被国会以三分之二多数强行通过的案例。当时的尼克松总统（共和党籍）否决了国会通过的《战争权力决议》，根据美国宪法，国会三分之二多数有权推翻总统的否决。 当年，民主、共和两党在参议院的席位分别是56席、42席（其他党派2席），在众议院的席位分别是243席、192席。虽然民主党占优，但并没有达到能钳制总统的三分之二多数（参议院67票），还有不少共和党议员并没有以党派划界来投票。也就是说，在事关国家利益的重大议题上，当时的美国政治还能超越党派意识形成共识。 这样的政治，在如今的美国已不复存在。关于美伊战争的议案，投票基本按党派来划界（除了个别共和党议员）。在参众两院都占优的共和党，没有丝毫约束特朗普战争冒险的意愿，民主党注定失败的狙击，充其量只是对特朗普发了一顿脾气。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被否决的议案，不是对特朗普未获国会授权而发动战争“兴师问罪”，也不是强行激活《战争权力决议》（鉴于该法案有硬性的时限要求，一旦激活就可以约束特朗普后续的军事行为），更不是援引该法案叫停军事行动。被否决的议案其实只是在提醒特朗普：“如果你再打，不能把国会晾在一边。” 国会“软性”的约束也做不到，那特朗普接下来如何决策，完全可以忽视国会的存在。这种“低约束环境”事实上在鼓励更具风险的决策。美伊战争决议遭否决意味着，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政策空间被进一步放大，这凸显出一个长期被忽视却日益严重的问题，即美国总统对外动用武力的权力正在持续扩张，而来自国内政治体系的制约却在不断弱化。 对于美国总统对外发动军事打击，虽然1973年的《战争权力决议》也没有起到多大约束作用（奥巴马、拜登执政期都有“不宣而战”的案例），但特朗普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会摧毁最后一丝残存的约束，副总统万斯甚至公开称《战争权力决议》“违宪”。 与约束被摧毁同时出现的是权力的扩张。首先是（特朗普）个人权力的扩张。《纽约时报》的文章称，特朗普重返白宫后，展现出对权力本身更强烈的渴求。很难否认，无论是在关税还是移民问题上，特朗普的决策都展现了强烈的权力扩张冲动。对伊朗开战也不例外。了解美国历史的人都明白这样一个道理：虽然战争权赋予了国会，但战争能为总统赋权，每一场战争，都伴随着总统权力的一轮扩张。 在关税和移民问题上抡权力大锤会造成破坏性，但在战争问题上的权力扩张，则会直接制造血与泪。从这个意义上说，特朗普的权力扩张更具危险性。《纽约时报》上述文章称，“特朗普并未摒弃美国的帝国主义倾向，而是将其个人化了。没有理由相信他不会再次动用军事手段。” 无论美伊战争未来走向如何，世界都在变得更加危险。《经济学人》的分析意味深长：“这是一个充满暴力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摧毁一个国家是可以接受的，无论后果如何，只要（美国）领导人认为它们应该屈从于美国的权力。” 首图为3月7日，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市政厅前，人们参加集会抗议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新华社发（邱晨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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