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多家媒体报道，时隔超五年，迅雷公司及其子公司网心科技以“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为由，对前CEO陈磊及其核心团队提起民事诉讼，追索金额高达2亿元。目前该案已被深圳相关法院受理立案。 事实上，早在2020年10月8日，迅雷公司发布公告称，公司前CEO陈磊涉嫌职务侵占事宜，已被深圳市公安局立案侦查，并在公告最后呼吁陈磊尽快回国配合调查。 据界面新闻报道，为逃避调查，陈磊已于同年4月初和迅雷前高级副总裁董鳕一起出境，并利用其美国籍身份长期滞留境外，拒不配合调查，导致案件最终被撤销。 公开资料显示，陈磊曾获得清华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学士学位、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计算机系硕士学位，曾就职于美国谷歌和微软，2010年加入腾讯，曾任腾讯公司云平台总经理兼腾讯开放平台副总经理以及腾讯社交广告平台副总经理等职务。 据界面新闻报道，2014年，陈磊从腾讯云离职后加入迅雷出任CTO。那几年里，身为基督徒的他常将“我对钱没兴趣”挂在嘴边。这些细节，成功刻画出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理想主义者形象，也让他在2017年升任迅雷CEO。 上任后，陈磊频繁出现于各种行业峰会当中，被媒体称为“改变迅雷命运的男人”“海归精英CEO”，并一度将迅雷的股价炒至高位。然而迅雷在这样一位“完美CEO”执掌短短一年后，主营业务收入就开始出现负增长，净亏损也逐渐恶化。 据统计，在陈磊执掌迅雷3年期间，迅雷总亏损近10亿元，近乎亏掉了三分之一个公司。陈磊彼时力推的区块链业务，正是亏损的核心来源。而让陈磊遭到罢免的核心原因，则是涉嫌职务侵占——迅雷方面在内部调查时发现，陈磊在任期间借各种岗位便利“掏空公司”。 据多家媒体报道，迅雷新管理层在对公司进行审计时发现，一家名为兴融合（深圳兴融合科技有限公司）的迅雷带宽供应商，是陈磊“掏空”迅雷的核心手段。 公开资料中，兴融合看似与陈磊并无关联，但根据迅雷调查资料显示，兴融合实为陈磊通过“三层隔离” 的股权代持手段而实现个人控制的公司。 2019年，兴融合成立时即由陈磊安排员工代持；2019—2024年，兴融合股权变更至时任迅雷集团高级副总裁董鳕的闺蜜刘超（时任网心管理层）母亲赵玉芹名下，但这位老人并未参与任何经营。 此后，该公司股权以1元低价被多次转移，最后还引入深圳市洪恩科技公司作为名义股东，而该公司为董鳕母亲和姨妈控股。 这些巨款的审批流程，被陈磊掌握在“利益共同体”内部：提单人是商务员工，向董鳕汇报；审批人是董鳕，终审是陈磊本人。陈磊及董鳕让兴融合这家签署协议时无资金、无人员、无资质的 “三无公司”摇身一变成为迅雷核心供应商。 而兴融合的官网、结算系统、APP 等核心载体均由迅雷全资子公司网心科技团队无偿维护。相当于迅雷用自身营收，全额承担这家“影子公司”的运营成本。 甚至在陈磊被罢免前几天，30余名迅雷核心骨干安排“被裁”，获得公司高额赔偿后当天即加入兴融合，摇身一变成为这家“体外公司”的员工。 2020年3月31日至4月1日，陈磊利用其当时迅雷CEO、网心CEO的终审权限，在短短两天内批准网心向兴融合公司连续支付了几笔总计2000余万元的款项。 不过，据每日经济新闻此前的报道，陈磊在一份2500多字的文档中详细说明，兴融合业务完全依托迅雷子公司网心科技，无法通过兴融合获利，兴融合没有一分钱流进其或任何其他高管的口袋。 据界面新闻报道，陈磊担任迅雷CEO期间，公司核心权力高度集中在其个人及极小范围内的高管群体中。其中，董鳕就是最核心的角色。和陈磊一样，董鳕也是前腾讯员工。据报道，二人虽均为已婚，但在腾讯时便已建立不正当关系。因此董鳕得以被陈磊一同带入迅雷，从腾讯月收入2.5万元的一线员工直接担任商务市场总监，月收入激增至12.6万元。 然而，知情人爆料，2017年，陈磊与董鳕二人赴瑞士度假，预订了高达万元的“钻石酒店”，而当时陈磊在美国的妻子对此毫不知情。这次旅行不久后，董鳕升职加薪成为迅雷集团高级副总裁，手握人事、商务市场等核心实权，通过各种异常手段获得月收入暴涨至55万元，远远高于行业水平。 多名迅雷员工表示，陈磊与董鳕尽管都属已婚身份，但二人的关系在迅雷内部是公开的秘密，二人在迅雷任职期间甚至育有私生子。迅雷董事会曾就二人关系询问过陈磊，陈磊“以自己基督徒的声誉”保证，二人之间没有除同事之外的任何关系。 据员工爆料，陈磊还要求其办公室装修需“配置Kingsize大床和洗浴间”。该员工表示，陈磊还曾为另一位女下属用公司资金购买爱马仕包。 据澎湃新闻报道，陈磊曾指使董鳕安排网心公司与第三方签署服务协议，聘请黑龙江鹤岗两位“技术专家”担任网心公司的区块链技术顾问。迅雷内部知情人士称，在陈磊出境之后，这两位专家真实身份被发现是黑龙江鹤岗的两位60来岁的农民夫妇，实为董鳕在黑龙江鹤岗老家的亲戚，两位专家收取顾问费的银行卡实际上由董鳕持有，资金由董鳕支配。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巍表示：“高级管理人员熟悉企业内部的运作机制，又掌握相应的权力，违法行为极具迷惑性和隐蔽性，有较高的反侦查意识。”比如使用抽屉协议，使用亲信人员掌握要害岗位或代持皮包公司，不留书面代持协议等证据，提前对好说辞，幕后遥控，将不当套取资金行为用表面合法的合同和交易形式伪装。另一方面，如果嫌疑人外逃，将使案件难度更大，串供、毁灭证据更为容易，执法部门的调查能力也会受限。 由于目前陈磊及相关人员均在海外，朱巍认为，这或将影响案件最终结果。在案件调查过程中，企业需要向法院举证看似正常的交易之下隐藏的是违法的行为，但交易真实安排的沟通，其他人员和外部企业之间的资金往来情况，仅有司法机关有权查阅，而公安机关也无域外执法权，因此案件侦查和取证会遇到较大困难，可能导致案件被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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